乾隆对诗歌的热爱可谓到了痴迷的程度，他一生留下的诗作竟多达四万余首，这个数量几乎与《全唐诗》的总数相当。然而，纵使诗作浩如烟海，也没人会把乾隆当作一名真正的诗人来看待。但他的收藏嗜好却与诗歌一样执着——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文物，他都要尽可能收入囊中。说他是大收藏家，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收藏巨擘，毫无夸张之处。
然而，《中秋帖》的真伪却长期遭受质疑。许多专家认为，它极有可能是后人临摹之作。主要原因有三：其一，历代名人题跋始于明代董其昌、项元汴；其二，用笔风格与现存王献之真迹《廿九日帖》《鸭头丸帖》大相径庭，仔细观察笔墨形态，20倍放大镜下显示的笔触饱满度与流畅感，并非东晋有心硬笔可成，反倒更像宋代软笔之作；其三，通过纸张成分分析，这种竹料纸直到北宋时期才出现，东晋时期尚无此类纸张。第一条理由尚可解释为重新装裱，而后两条理由则几乎无法反驳。于是，《书画舫》《大观录》等书虽高度赞扬《中秋帖》，仍认为它恐怕并非王献之真迹，历代流传的说法甚至认为米芾可能是临摹者。 乾隆作为书法鉴赏家，自然不可能忽视这些争议。即便他本人未曾深入研究，也会有才学渊博的大臣及时提醒。然而，他依然对《中秋帖》珍视有加，并将其与《快雪时晴帖》《伯远帖》一并陈列在御书房外的三希堂，时常细细端详，揣摩笔意神韵。 清朝灭亡后，这件珍贵的书法作品被敬懿皇贵妃携出宫廷，与《伯远帖》一同售予北京古玩商人。其后几经辗转，落入郭氏古玩世家，并随之漂洋至香港。直至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，《中秋帖》才得以回归北京，重新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珍藏瑰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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